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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传播学视域下的黄河文化译介研究

时间:2022-06-18 12:10:12|栏目:黄河文化论文|点击:

李晓静 徐慧敏 张莹 张小雪

摘要:黄河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其对外传播有助于扩大中国文化的影响力、提升中国文化的软实力。但目前黄河文化的对外传播工作大多停留在“译”的阶段,导致对外传播效果不佳。根据翻译传播学理论,文化外译应兼顾本国文化输出与外国读者期待,采取以“我”为主和读者本位相结合的策略进行翻译,选择合适的外译材料,合理利用传播媒介,注重传播效果,以促进黄河文化更好地“走出去”。

中华民族在其500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形成了意蕴深厚、内涵丰富的灿烂文化,其中,根植于黄河流域的黄河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主体部分,是中华文明的根源,也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1]。因此,当谈及继承、发展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时,必然绕不开黄河文化。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要深入挖掘黄河文化蕴含的时代价值,讲好“黄河故事”,延续历史文脉,坚定文化自信[2]。2021年4月,中宣部正式印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十四五”重点项目规划》,明确指出要重点建设“黄河文化保护传承弘扬工程”[3]。传播黄河文化、讲好黄河故事,不仅可以增强文化自信,还可以扩大中国文化的影响力,提升中国的文化软实力,增强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发言权[4]。而翻译一直是我国对外进行文化宣传的重要手段,正如黄友义曾指出的,中译外是向世界说明中国、实现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的汇通和融合,完成中国文化“走出去”时代重大使命的途径之一[5]。因此,如何将翻译学和传播学理论有机结合,从而促进黄河文化对外传播便成了一个极具现实意义的研究课题。鉴于此,本文拟根据翻译传播学理论,探究黄河文化外译策略,推动黄河文化的译介进程,进一步提升中华文化的传播力和影响力。

一、黄河文化的传播现状

1.国内传播现状

近年来有不少专家学者通过不同的媒介和方式讲述黄河故事、传播黄河文化,在文旅宣传、文化传承及其时代价值等方面大放异彩。2021年青海举办了“我爱母亲河”书画大赛,以艺术的形式讲述黄河故事[6];2021年河南启动“中国(郑州)黄河文化月”活动,发布了全新黄河形象概念片,鼓励人们更深刻地认识黄河;2020年央视《国家宝藏》从黄河流域的9个省区中分别选出一件代表性文物,由这件文物延伸出一个新的故事,用艺术的形式讲述其与黄河文明的渊源[7];2019年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大河上下——黄河的命运》,通过对黄河的溯源,描绘了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发展轨迹,折射出中华文化深刻的精神内涵。此外,学术界有不少学者对黄河文化的传播策略做了深入研究,朱伟利[8]从黄河文化遗产数据库建设、多途径的深层内涵发掘等四个方面探讨黄河文化传播的速度、广度和深度,侯迎慧[9]从自媒体角度为黄河文化的国际传播提出了一些建议,朱涵钰[10]探讨了新时代下利用移动互联网、大数据、虚拟现实等现代数字化信息技术传播黄河水文化的可行性。在社会各界人士的共同努力下,黄河故事、黄河文化已经深入人心,黄河精神正影响着每一个人。

2.对外传播现状

然而我们也应该注意到,目前大多数黄河文化传播的受众均为中华儿女,在对外传播方面仍然存在不足。2019年中国国家形象全球调查报告显示,38%的海外受访者希望了解中国文化方面的信息,在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受访者中,希望了解中国文化的人数比例高达47%[11]。该报告还显示,海外受访者对中国的突出印象是“历史悠久、充满魅力的东方大国”,并且认为中国应重点塑造和展示“具有悠久历史的东方大国形象”。由此可以了解到,世界各国人民都对中国的悠久历史、文化底蕴、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有着更浓厚的兴趣。而文化外译对于提高中国的民族形象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黄河文化传播的重要性可见一斑。近年来,我国在黄河文化“走出去”方面做了不少工作:2008年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了《黄河史话》一书,该书采用了汉、英双语对照的形式,旨在向外国人士或海外侨胞后裔介绍黄河文化。在2013年第32届伊斯坦布尔国际书展上,河北大学出版社与英国新经典出版社联合推出了《黄河传》英译本,让海外读者感受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12]。遗憾的是,这些译介项目虽好,但反响却远不如预期。

事实上,促使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关键不仅在于翻译,还在于译介,译即翻译,介的主要内容是传播[5]。然而目前中国文化的对外译介工作进展得并不顺利。为切实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我国于1951年创办了《中国文学》刊物,用英语和法语向西方传播中国文学;20世纪80年代,推出“熊猫丛书”系列,由杨宪益主持翻译,旨在向西方读者介绍中国的小说、戏剧、寓言等文学作品;21世纪初,实施了“大中华文库”(英汉对照版)出版工程,意在系统地对外传播中国文化。然而受各种因素的影响,《中国文学》海外读者日渐减少,已于2000年底停刊;“熊猫丛书”大部分译本并未在国外产生太大影响,最终于2000年底停止发行;而“大中华文库”多局限在国内发行,并没有真正“走出去”[13]。这些译介项目未能在海外引起良好反响的主要原因在于只重视了“译”的环节,而忽略了“介”的重要性。同样,目前黄河文化的对外传播尚停留在“译”的阶段,很少有学者对译本的传播过程和传播效果进行研究。从根本上讲,文化“走出去”是一项跨语言傳播活动,其主要表现形式为翻译传播。基于此,笔者认为从翻译传播学的视角探讨黄河文化的对外译介策略对黄河文化的有效传播大有裨益。

二、翻译传播学概述

1.形成背景

如上文所述,“介”的主要内容是传播,译介材料选择、中西方文化差异、国外读者的兴趣和接受能力、译本发行宣传等因素都会影响传播效果。例如,杨宪益夫妇翻译的《红楼梦》一直广为国内译界推崇,但有学者发现,与英国汉学家大卫·霍克思的译本相比,杨氏译本无论在读者借阅数、研究者引用数方面,还是在发行量、再版数等方面,都逊色许多[14]。不可否认的是,杨氏译本最大程度地保留了原著的韵味和文化精髓,而霍译本从西方读者的角度对原文进行了适当改写,未能传递原汁原味的中国文化,但就其传播效果而言,无疑后者更胜一筹。显然杨宪益夫妇更注重“翻译”,而霍克思更注重“传播”。在促进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进程中,应该二者并重,平衡“译”与“介”的关系。而翻译传播学正是把翻译学纳入传播学的一个分支进行研究,认为翻译本身就是一种传播行为[15]。从本质上而言,翻译传播学是运用传播学原理研究翻译现象和有关问题的学科[16]。翻译和传播的有机结合能有效解决当前文化外译中面临的问题,为中国文化“走出去”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

2.主要内容

著名学者拉斯韦尔曾提出著名的“五W传播模式”,即谁(Who)、说了什么(Says What)、通过什么渠道(In Which Channel)、对谁说(To Whom)、取得了什么效果(With What Effect),对应的基本要素分别为传播者、讯息、媒介、受传者和效果[17]。就翻译传播领域而言,译者在传播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因此在原有“五W传播模式”的基础上补充了“译者(Who Translates)”这一因素,由此便构成了翻译传播的“六W传播模式”。由于翻译传播涉及不同的语言符号体系,译者需要对源语进行解码以理解作者想要传递的信息,然后用目的语对理解后的内容进行编码,最终将译文呈现给译入语读者。所以翻译传播实际上包含两个传播过程:一是从传播者到译者的过程;二是从译者到译入语读者的过程(见图1)。在整个过程中,译者既是受传者又是传播者,是连接两个传播过程的关键环节。

传播者作为最基本的翻译传播因素,可以决定翻译传播内容、选择翻译传播形式、控制整个翻译传播过程。传播者可以分为直接传播者和间接传播者,前者可以是政府、机构、个人等,而后者是译者。讯息指的是传播内容,在翻译传播领域中讯息指的是译者解码前后的信息,即原文和译文。译者是翻译传播过程中特有的因素,负责对源语讯息解码并重新编码成译入语讯息,是第一个传播过程中的受传者、第二个传播过程中的传播者,是对外输出传统文化、思维方式、价值内涵的直接责任人。媒介一般是指讯息传递的渠道[18]。无论是第一个传播过程中原文对译者的传播,还是第二个传播过程中译文到译入语读者的传播,都应该合理选择最佳的传播媒介。受传者是指讯息的接受者,是翻译传播过程中的关键因素,因为任何翻译传播活动的最终目标都是让受传者了解、接受进而喜欢源语国家的文化。受传者会根据自身喜好和需求对信息进行筛选。传播效果是指传播活动对受传者产生的影响[18]。事实上,受传者的接受情况也会反过来对传播活动产生一定影响,引发传播者对传播内容、传播媒介的反思,也能启发译者调整翻译策略,因此传播者、译者、受传者三者之间是相互作用的。传播者、讯息、译者、媒介、受传者和效果六个基本要素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翻译传播活动。

三、黄河文化外译策略

在之前的黄河文化对外传播中,《黄河史话》《黄河传》两个项目和其他文化外译项目大都重点关注“讯息”这一元素,尤其重视从原文到译文的讯息转换过程,但忽略了其他几个翻译传播要素。近年来,政府部门、各大出版商等越来越注意到传播学对于译介的重要性,并启动了一系列文化外译项目。例如,河南省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于2018年上半年启动了“翻译河南”工程,并推出了“中华源·河南故事”中外文系列丛书[19],其中《黄河文化》作为该系列丛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对外传播黄河文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向外推介时,“翻译河南”工程不仅聚焦于原文到译文的讯息转换过程,还全面系统地考虑了后续传播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阻碍,邀请外籍审校人员对译稿润色修改,力求最大限度地消除文化壁垒,适应海外读者的阅读习惯和接受能力。不仅如此,“翻译河南”工程在传播方面也进行了一系列创新:“翻译河南”是由政府引导的大规模翻译工程,在全国省级层次中属于首创;传播的“讯息”包括黄河文化、太极拳、中医等,是首个集成本地文化符号讲述中国故事的翻译项目[20];“翻译河南”工程非常重视对译者的培养,目前河南已经建立了“高级翻译人才库”“非通用语种人才库”,举办全省涉外英语高级口译培训班,旨在培养更多高水平译者;在具体的传播过程中,项目结合了社会参与和市场运作两种方式,针对孔子学院、海外文化中心、驻外使领馆等受传者进行了广泛的宣传推广。这一项目获得“2020年度对外传播十大优秀案例”的殊荣,推出的中外文系列丛书被评为“2020年地方优秀外宣书籍一等奖”,可以说“翻译河南”工程是把翻译传播学理论付诸实践的典型案例。今后黄河文化的对外传播也需借鉴翻译传播学理论,采取以下策略提高其传播效率。

1.翻译策略

(1)以“我”为主

翻译传播学理论中的“讯息”是指原文和译文,从原文到译文的转换是传播过程中最关键的环节。当前翻译传播活动所追求的不仅仅是把黄河文化“送出去”,还要努力使其“融进去”,即让国外读者能理解、接受并喜欢黄河文化。而“融进去”势必与译入语本身的文化背景、意识形态等各方面息息相关。在这种条件下,译者所关注的就不仅仅是两种语言之间的转换,还应该考虑两种文化的差异和隔阂。甚至有学者提出中国文化的外译工作应该由目的语译者来做,认为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工作在很大程度上应由海外汉学家来完成。然而笔者认为,黄河文化的对外传播应该由国内的翻译学家占据主导地位。因为只有中国人才能真正理解黄河文化的深刻内涵,即便外国学者对黄河文化做过再多研究,他们毕竟没有生活在黄河之畔,不具有中华儿女与生俱来的家国情怀,也不曾切身体会过黄河数千年波澜壮阔的发展变迁。因此,外国学者对黄河文化的理解和阐述可能只会停留在表层,不能深入挖掘黄河文化背后的精神和底蕴。翻译黄河文化的根本目的在于传播中国文化、提升中国文化在国际上的影响力,最终达到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的目的。因此在撰写或翻译黄河文化的材料时,应具有文化自信,坚持中国的文化立场和追求,采取以“我”为主的翻译策略,尽可能地深刻阐述绵延数千年的黄河文化精髓。例如,《黄河文化》一书中提到了中国特有的文化符号——“周易”“八卦”“阴阳五行术”,译者翻译时采用了直译与意译相结合的方法,将三个词分别译为“The Book of Changes” “the Eight Diagrams” “Yin\|yang and Five\|element Thoughts”,这样可以有效地向外国读者介绍我国古老而神秘的學说,进而有效地向外推介中国文化。

(2)读者本位

对外译介黄河文化时,不能只从传播者的角度出发进行文化输出,还应该重视受传者,采取读者本位的翻译策略,因为读者是讯息的最终接受者。译者对讯息进行解码、编码的过程中应消除中英文语言上的隔阂,力图跨越文化上的鸿沟。杨宪益夫妇翻译的《红楼梦》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虽然杨氏译本忠实原文并且极好地表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神韵,但它在海外的传播效果和流行程度远不如霍克斯的译本。再比如,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背后离不开英文译者葛浩文的贡献。葛浩文并不是字对字地翻译原文,而是结合译入语读者的情况,对原文做出必要修改、消除语言障碍,使读者能读懂作品、掌握精髓,事实证明这种读者本位翻译策略是成功的。在翻译《黄河文化》的过程中也应该采取这种翻译策略。例如,书中描写黄河全貌时提到“九曲十八弯”,“九”和“十八”并非实指,而是一种概数说法,用于表现黄河的曲折蜿蜒。这是中文常见的表达习惯,类似的还有“三番四次”“三言两语”“七嘴八舌”等等,这里提到的数字都是虚指,用来强调数量多或者少。然而国外读者不理解中国语言的习惯表达,如果直译为“nine branches and eighteen bends”可能会使读者产生误解,因此译者省略了数词,将“九曲十八弯”这一形象表述译为“many branches and bends”,降低了读者的理解难度。

在具体的翻译实践过程中应该平衡以“我”为主和读者本位这两者的关系,本国译者翻译、外籍专家审校这种国内外译者合作的方式或许可以有效解决翻译难题。《黄河文化》的翻译便是采取这种模式:由本国学者撰写书稿介绍黄河以及黄河文化,本国译者翻译初稿,准确而深刻地揭示黄河文化的内涵和意义,然后由外籍专家从译入语读者的视角给出审校意见,最大程度地减少中式英语表述和翻译腔,消除译入语读者的阅读障碍。如此一来便将以“我”为主和读者本位的翻译策略相结合,对内求精、对外达意,进而取得最好的传播效果。

原文:斗转星移、岁月流转,以黄河文化为主流,与中国境内的诸多文化互相融合、不断借鉴世界其他文明优秀成果,宛若万流归宗、奔腾入海,形成了丰富多彩、光芒四射的中华民族文化[21]1-2。

译文:Over time, the Yellow River culture,as the mainstream, integrated with many other cultures in China, kept learning from other civilizations in the world.Just like thousands of streams will eventually merge into a vast ocean, they have gradually grown into the colorful and brilliant Chinese civilization[21]3-4.

在西方,即使是文學作品,也并不太重视文采,而是实事求是地描写;而中国是诗的国家,人们喜欢修辞,喜欢如诗般的意境。这句原文便运用了比喻的修辞手法,把黄河文化与其他文化相互借鉴、融合的过程比作“万流归宗、奔腾入海”,使原本抽象的文化交流过程具象化。而译文也保留了这一比喻“like thousands of streams will eventually merge into a vast ocean”,将这一文化交融过程生动形象地呈现在了读者面前,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黄河文化之于中华文化的重要性。根据外籍审校专家的意见,句首“斗转星移、岁月流转”这一形象表述被大胆舍弃,仅用“Over time”一言以蔽之,因为这句并不是作者想要强调的主要内容,倘若直译为“The stars are changing and the time is running”则会显得句子冗长且主次不分。因此,在以“我”为主和读者本位翻译策略结合下的《黄河文化》译介可以有效达到传播中国文化的目的。

2.传播策略

(1) 选择合适的外译材料

我们必须意识到,黄河文化“走出去”是一个润物无声的漫长过程,不可能在短期内将其文化的全部精髓输出国外,否则非但耗费大量人力物力,还达不到传播效果。因此,应认真对待翻译传播的每一个环节,力求让每一个译介项目都达到其应有的传播效果。在翻译传播活动开始之前,传播者应选择合适的翻译材料,这样既能吸引外国读者的兴趣,又能有效传播黄河文化。美国著名翻译家、汉学家比尔·波特曾于1991年春追寻黄河源头、探访黄河沿岸人文遗迹,2012年他将这次旅行经历整理成《黄河之旅》一书,以独特的视角展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巨大魅力。该书一经出版便吸引了大量外国读者学习了解中国传统文化。这本书畅销的根本原因除黄河文化的独特魅力外,还在于书的趣味性:作者以自己的切身经历作为主线,将自己探索黄河源头过程中的所见所闻所感娓娓道来,使读者仿佛也踏入了神秘的东方古国、置身于波澜壮阔的黄河岸边、感受着灿烂多彩的黄河文化。因此传播者在选择翻译材料时应尽量将文化性和趣味性相结合,以吸引国外读者的兴趣,确保后续的翻译传播活动顺利进行。

(2)合理利用传播媒介

在翻译传播过程中,生成译文并不意味着传播任务的完成,相反,真正意义上的传播正是从生成译文开始的。2019年中国国家形象全球调查报告对10 500个海外受访者了解中国的渠道进行统计,其中选择“本国的传统媒体”的占比为47%,选择“本国新媒体”的占比为34%,选择“中国在本国推出的传统媒体”的占比为17%,选择“中国在本国推出的新媒体”的占比为15%[11]。我们可以看到,通过“中国在本国推出的传统媒体”这一途径了解中国的海外读者仅占17%,因此不难理解《中国文学》刊物、“熊猫丛书”系列和“大中华文库”译著未能在海外畅销的原因。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纸媒已无法在传播领域一枝独秀,各种新兴的传播媒介正迅速发展,人们获取信息的渠道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宣部也强调要“融通多媒体资源……加大传播力度,增强传播效果,大力彰显中华文化魅力”[3]。在此背景下,黄河文化的对外传播工程不能墨守成规,建议黄河文化的对外传播工程合理利用多种传播媒介,进一步创新传播方法。

值得一提的是,2019年以来,李子柒通过在YouTube平台上传视频的方式在海外走红,引起了数百万海外网友对中国文化的兴趣,增进了世界对中国的理解。不论是李子柒的走红还是前几年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引发的世界对于中国美食的讨论,这些成功的文化传播案例无不提醒我们要创新文化输出方式。黄河文化的对外传播也可以借鉴视频传播的形式,可以拍摄黄河纪录片,将《黄河文化》书中的文字内容以更生动形象的方式呈现在海外观众面前。《黄河文化》的外译工作会涉及字幕翻译的问题,译者应结合字幕翻译与视频传播的特点对译文做出必要调整。微博、Facebook、Instagram等网络社交平台也可以作为黄河文化的传播媒介。例如,2021年4月河南启动“中国(郑州)黄河文化月”活动,并在微博创建了“豫见黄河文化月”话题进行宣传预热,短短几天时间话题阅读量便达到了1 809.9万次,发布的最新黄河形象概念片播放量达138万次,对黄河文化的传播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此外,由于手机、平板电脑的普及,近年来越来越多的读者倾向于数字化阅读方式。第十七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报告显示,43.5%的受访者选择在手机上阅读,还有很大比例的受访者选择“在电子阅读器阅读”和“网络在线阅读”,总体而言选择数字化阅读的读者比例高达61.9%[22]。因此,《黄河文化》不仅可以以纸质书的形式在海外出版,也可以考虑以电子书的形式在海外发行,以适应当下人们喜欢的阅读方式,从而达到更好的传播效果。

(3)關注传播效果

一方面,翻译传播过程可以对译入语读者的态度或行为产生影响,激起他们对黄河文化,继而对中国文化的兴趣,即产生传播效果,这是现阶段黄河文化对外传播的最终目标;另一方面,译者和译入语读者对译本的反馈又可以影响传播者对翻译材料的选择和传播媒介的使用,也会为译者的翻译策略提供参考。在《黄河文化》的译介过程中,外籍专家审校《黄河文化》译本的过程就是译入语读者接收讯息的过程,即翻译传播的第二个过程;外籍专家提出审校意见与译者和编辑修改译文的过程其实是传播效果对翻译活动的反馈过程。由此可见,关注传播效果可以帮助传播者完善译文、优化最终传播结果。黄河文化的对外传播是一个漫长的探索过程,我们建议相关部门应积极关注《黄河文化》的传播效果,对译本销售量、电子书阅读量、译入语读者讨论情况等数据进行统计,量化分析传播效果,从中汲取经验和教训,为今后黄河文化对外译介项目的有效执行奠定良好基础。

四、结语

黄河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其见证了中华民族数千年来的发展变化,蕴含着中国人民不屈不挠、勇敢坚毅的优秀品格,体现出中华民族兼容并蓄、博采众长的时代精神。可以说,黄河文化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典型代表。翻译从业者应具有翻译自觉,将黄河文化的对外传播作为自己义不容辞的使命。文化外译不应该仅仅关注翻译这一环节,翻译完成之后的传播推广也至关重要,应充分了解国际文化大环境,探索出最有效的黄河文化传播策略,利用黄河文化这一载体向世界介绍灿烂的中国文化,增强中国文化的传播力和影响力,从而提高中国的国际形象和国际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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